政协委员林嘉騋先下“战书”《关于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帐外高呼“遏制公款吃喝，要用茅台酒做突破口”，贵州省副省长慕德贵应声“接招”，称“三公消费高不是茅台的错”。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再“添柴”：“现在我们公款吃喝，有几个不喝茅台的？这些钱从哪里来？”既春节以来，此次争论又将茅台的定位推向了风口浪尖。

此间栗战书振振有词地说：有的地方说不能上茅台，但不上茅台，上一瓶进口的拉菲，会比茅台高得多。上一碗鲍鱼多少钱，上一碗鱼翅多少钱？国家一定要始终贯彻勤俭节约，不倡导过度公款消费，但必要的、正常的、合适的市场消费、市场经营行为，我们是不反对的。喝酒是中华民族的风俗文化，无酒不欢。茅台是知名的民族品牌，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声誉，广受消费者欢迎，我们应该为它骄傲、自豪。因此，它的价格有所提升，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去抵制。

据统计，近10年来，茅台酒的价格涨幅超过10倍，近6年来，茅台的涨幅也有5倍之多。这或许已经超出了市场的范围之内了，或许是更多的政治照顾以及广告效应的作用将其品牌效应或是其内涵夸大了，官员或是消费者们的面子消费心理则更是助长了涨价的趋势。

首先来说茅台作为一种品牌价值或是酒文化的存在，我们并不反对，我们可以将其作为在酒文化领域的价值代表开发出来。但是假如如栗战书所言，将茅台的价值与拉菲相比，以此来证明公款消费的合理性确实有失偏颇，如果说桌面上少了鲍鱼鱼翅的陪衬，便用茅台来点缀，以此来显示对政治的重视，那么他所说的酒文化价值体现在何种地方呢？无酒不欢又是什么风俗文化，我想正是因为“欢”才有酒，酒只是作为一剂“催化剂”。对于公款购买茅台是一种市场行为，那么人作为交易的主宰者或者最基本的理性，普通大众会有多少愿意用两千多元的商品来体现自己的品味，“公款”用于购买，

是否已经违背的消费者理性消费的基础，因为其消费的边际成本是0。

茅台在其中不可否认地更多扮演了政治角色，2011年该集团销售收入240多亿元，利税180多亿元，上交税费94亿多元，占该省财政收入的7%以上。茅台是一位“财神爷”，因此栗战书这番话让在座的全国人大代表季克良鼓起掌来。只可惜，季克良的另一个身份是贵州茅台集团名誉董事长、技术总顾问叫。

谈论到此，茅台已经不再是一个酒文化的符号，而是更倾向于代表一种政治性的消费文化，它的发展牵扯了太多了利益主体；另一方面对于公款消费问题，栗战书的回答无疑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说法，找一个更高的价格来掩饰过渡性的公款消费，本身就已经显示出政府机构在此问题上的破绽。茅台高管刘自力在会后接受采访时，更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反问记者：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茅台怎么就是奢侈品了？而会前一周茅台新品发布会上，一瓶普通成龙酒的定价是1600多元，而珍藏版则是16000多元，不知道这个价格是不是一个莫大的笑话。或许对于官员们对茅台只谈市场不谈政治是不合理的，那么如何制止过度的三公消费依然是一个值得社会观众的重大问题。